雨、雨、雨

１。

最近下午老是下雨。白天悶亮的天，到了午後便開始烏雲密佈，然後嘩啦嘩啦霹靂啪啦，雨點狠狠地敲下來，一點都不溫柔纏綿。

我還是搞不懂台北的天氣，一如我搞不懂的這個城市，雖然我已經習慣無論晴雨出門都帶一把傘、習慣了跟隨這城市的節奏過日子。

會下雨的。去五分埔之前我跟W說。W不管怎樣還是要硬拉我去一趟，為了在換季以前多買一些夏裝。說老天陰晴不定似乎也不對，因為天氣還是自成定律，早上大太陽、下午大雷雨，晚上則一雨成秋，涼颼颼地再也不是夏天。

因為坐捷運要轉車太麻煩因此我們坐公車。284是輛好老舊的公車，前面的椅背上用立可白寫上各種問候別人家祖宗的字句。天色暗了下來，車廂裡也似乎晦暗髒亂不堪，在台北的公車裡，這樣的老車算是異數。沿路看風景，車子繞過大安森林公園，繞過一些不知姓名的街，然後繞到錦繡繁華的信義區。君悅大飯店，紐約紐約，華納威秀，新光三越……原來公館跟信義之間是有公車可以直達的，捷運族的我從來不曾去留意這一點。坐公車穿越城市，我像一個久不見天日的地底族，訝異於地面上許多路原來是這樣通的。

２。

台北是適合雨天的城市，雖然雨讓週末的逛街大隊非常不方便。或許它是特別適合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滋味：烏雲滿天，風四起，襯著顏色灰暗單調的建築物……好一幅世紀末圖像。因此它能產出《世紀末的華麗》、《荒人手記》這樣的作品。物質的、華麗的、末世的又充滿文人情調的，朱天文的世界。她是完全屬於台北的。

五分埔裡有一些賣港澳風格服飾的小店，年輕的店長口音稍一聽便知道是港澳人。不知道是不是有這麼一個定律，在台北，中文說得不錯、甚至帶點台式國語腔的大都是澳門人，香港僑生似乎都說得不太好。當然這只是就我所接觸過的而言。港澳僑生夾在台灣學生裡面還是相當容易看出的，可辨別的一點就是穿衣風格。台灣人穿衣的美式與日式風格混雜，與港澳風雖說不上涇渭分明，卻也大略存在著一些不同，尤其在女生身上最明顯。

開小店的年輕店長讓我想起之前打工的餐館裡的香港客人。兩個廣告設計師，下班後的晚上偶爾會兩人一起或是分別一個人來吃一頓價錢不菲的晚餐，一邊看雜誌。與其他帶著老婆孩子或整個大家庭、情婦、女友、酒店小姐或公司客戶來吃飯的人都不同。操港式國語的口音常讓我覺得莫名熟悉－－同樣對這個地方來說是外人，卻又彷彿已融入這裡，混在一般台北人當中一點都不顯突兀。在這裡的港澳人、港式餐廳、港式服飾店都會讓我想起大馬，因此才發現大馬華人總的來說生活與飲食文化與香港是同出一源的。一個大馬人在港澳人身上可以找到許多共同點，但依然存在的區別，是比起台灣人來說我們作為華人的部份文化雖然十分相近卻始終是來自不同國家、不同的民族環境。

３。

去看光點放的《霸王別姬》。雖是小廳小銀幕，不過我已太滿足。這部片比之前看過的許多用電視螢幕看的片子更有放大播映的需要，許多細節在寬銀幕上都一點一點地滲漏了出來，巨細靡遺，正好又可以看清楚每個人物的表演。也許因為看過太多次，又也許第一次在寬銀幕上看這部片，我可以仔細地、客觀地去審視哥哥在這部片裡的演出，也因此第一次真覺得他演得確實過了些，雖大鳴大放，卻還不夠內斂。所以也許坎城差一票的影帝不是沒有原因的；所以多年後別人重提蝶衣，他會說還老提程蝶衣幹嘛，都多少年前的作品了。差不多緊接《霸》之後演出的《東邪西毒》卻馬上讓人看到了十足內斂又不失鋒芒的表演，到了《春光乍洩》更是收放自如，除了他本人的悟性，不能不承認王家衛是個深懂得誘導演員潛能的導演。

前陣子剛好在打陳凱歌的訪問，一篇是《霸》籌拍中的訪問，另一篇是剛拍完後的，詳細地說了陳導演拍此片的構思與整體想法，因此也不難理解，他是如何將這個故事從李碧華的「通俗言情小說」一轉而成為歷史與個人際遇完美融合的一部恢弘大片。因為曾經為小說著迷過一陣，以前總是不肯承認電影比小說好的事實，但是今天看來，這個事實已是不能否定。至於結局，倒也不覺得孰優孰劣，畢竟一個結局適合小說，一個結局則適合電影，各有長處。

《霸》裡的鞏俐比《風月》裡好看多了，她演這樣的烈性女子，永遠比未經世事的純真大小姐精彩得多。即使是《大紅燈籠高高掛》也比《風》好得多。看菊仙在花滿樓裡頤指氣使或是和蝶衣耍心機比看如意睜著一雙眼傻愣愣地看著郁忠良有趣多了。這樣的一個菊仙有血有肉，她狠，她意氣風發，她大膽自信，相信自己會得到想要的幸福；她不信命，只信只要兩個人在一起，便可以太太平平過日子，幸福到老。對蝶衣的從對峙到同情到維護，以及最後的那一回眸，都讓人動容而絕不會使人討厭。他和她和他，都只是這個大時代裡無法抵抗命運的渺小人物，走到最後互相扶持本應是必然的，卻在那一場摧殘人心的批鬥大會上撕破彼此瘡疤，再也無法掩臉假裝麻木，終至分道揚鑣－－她那從來單純的夢，也從此碎了。

張豐毅大部分時間都好，可到了關鍵時刻便覺得他彷彿滲透不進去。因此這個人物總不夠深入，游離在菊仙與蝶衣之外。三個人之中最關鍵的該是他，但他彷彿沒有菊仙與蝶衣的令人動容，因為相對於他們，段小樓不是一個「從一而終」的人，從京劇到愛情都不是。人生最糟的結局或許就是一個自負自信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給現實漸漸折磨得風聲鶴唳、如受驚小鹿般擔憂著生活哪一天會把他給吞噬下去，因此對世界完完全全地妥協俯就。三個戲中台前演出的場景：第一個場景裡日本軍官拿了他的戲服穿上時他嘲笑著日軍要對方給脫下來，與日軍打了起來被抓進牢裡；第二個場景，國民軍用手電筒晃舞台上的蝶衣，他出去解圍，好聲好氣作揖卻聽得出口氣裡的不滿，結果引來一場大亂，失去了菊仙肚裡的孩子；第三個場景，這回看戲的是共產黨軍，蝶衣唱到一半倒嗓，兩人在台上不知所措，他趕緊又鞠躬又作揖地道歉，不是為了演出不好，而是唯恐對方不滿大亂起來－－這個人此時已經完全沒有當年的銳氣了。循序漸進地，他老了，心也老了。

還有一個從一而終的人物－－袁四爺可算是？當審判結束他欲走霸王的回營七步被一推搡顛了個齟趔的時候，可憐又可笑。他看來是從一而終地想當個幻想中的霸王，只不過這個霸王有沒有虞姬是不緊要的，對他來說成為霸王最主要的是一種對於英雄的幻想。他是戲癡，癡的程度某方面與蝶衣不遑多讓了，只不過他到底始終不會是那背水一戰的英雄，而只是個大時代裡的小人物。

這部片從一九九三年至今，已經過了十二年了。最近數起大大小小的年份，總是驚覺很多年份對我來說已經不再是遙遠以前的「那個年代」。可以屬於我的那些年代數到現在竟然也已經是二位數，令我對自己素來已習以為常的時間概念不由得不忽起一陣迷惘。日子會很快地飛逝，終有一天回想起今天，關於這一天的記憶也會染上老舊相片般的泛黃色彩。對於逝去的，人能做的就是不斷地懷念懷念再懷念。香港辦了《霸王別姬藝術展》，台北也有聲影紀事影展，讓人能重溫一部十二年前的電影－－世上那些遙遠年代裡的經典電影與經典演員，不都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懷念而在集體記憶裡再度活過的嗎。

也許這樣就夠了。

那一天晚上，走向光點的路上雨又開始稀稀疏疏地下了。當天沒有留意到雨向來對欣賞張國榮的人們的特殊涵義的我被某人別有用心地提醒了^_^ 。台北雖然這幾天都下雨，不過下午下過了的雨晚上又來報到也是沒有過的事。不過，隨他呢。我不在乎雨了，關於某人的事我再也不去管外面雨不雨了。反正雨總是在心中下著，綿綿密密地，溫柔地下，沒完沒了。